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成就一方面使家庭可支配收入顯著增加，民眾接受高等教育的訴求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經濟條件優越起來的家長對激烈的競爭壓力導致高強度的學業要求產生質疑。圍繞教育如何適應經濟高速繁榮，日本社會進行了大量公共討論，減輕學業負擔、改革大學入學考試的呼聲甚至成了政治上的關鍵問題。
上世紀70年代的考生多數出生于二戰結束后，經歷了經濟、社會、文化從戰敗的低谷到不斷上升的青少年時代，在穩步上升的社會環境下同時也面臨著各方面競爭不斷加劇的情形。他們的父輩則出生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從二戰中幸存，并成為參與創建戰后新社會的中堅力量。父輩的成功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而不是擠過高考獨木橋后獲得的成功。所以不僅出于慈愛之心，父輩們有理由對應試苦讀、對人為設置考分選拔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產生強烈懷疑。 生活條件大幅改善了，我們的孩子為什么還要學得那么苦？學生學習負擔過重，怨聲載道的社會情緒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發布教科答復報告《關于改善小學、中學及高中的教育課程基準》，指出“精選教育內容，旨在實現學生過上寬裕而又充實的學校生活的目標”。這個答復報告直接依從了民眾緩解下一代學業壓力的訴求，成為著名的“寬松教育”的標志，成為此后主導日本基礎教育30年的方針。 “寬松教育”方針下的30年間，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門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大體包括：降低教學大綱的標準（縮減課本）、減少規定學時和公立學校去重點化。例如將小學至高中的總課時從5821課時減少至5785課時，《中學指導要領》的冊頁從261頁減少至123頁，公立中小學每周上課5天（原本6天），學生報考公立中學不能填學校志愿，只能按片區隨機入學等。問題是，這些直接減負的政策手段根本沒有達到減負的效果，還產生了系列副作用。 “寬松教育”的三大惡果 公立瘦弱，私營肥滿 由于寬松教育政策只能約束公立教育部門，民眾的升學需求和競爭態勢并沒有變化，可想而知，對更有競爭力的教育需求只能通過私營辦學機構來滿足。原本占據優勢教育資源的公立中學只能提供寬松的托底教育，無法為想要上好學的學生提供更優質的教育，幾乎所有志愿上一流大學的中學生都投入私立中學，隨之，沒了要讀書的學生，公立中學的優質師資也不斷流失。以從1960年到2005年考入東京大學的前20名高中為例，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此消彼長十分鮮明。在日本，私立學校的教育費用通常是公立學校的2——3倍。 要考上好大學，僅僅上私立學校還不夠，課外補習學校（日本稱“學習塾”“進學塾”）專門為應試做好準備，這幾乎成為日本家庭的一般常識。根據文部省官方調查，全日本中學生上課外補習學校的比例從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44.5%乃至1993年59.5%。小學生上課外補習學校的比例也從12.0%、16.5%到23.6%，節節攀升。 幾十年來，課外補習產業蓬勃發展，經過一番市場競爭兼并，構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機構把持補習產業。由于人們趨之若鶩，“四大塾”各自設置了不低的入學選考門檻，且不說高昂的學費，許多家長發現，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預習準備，連較好的補習學校都進不去。中學期間上不了好的“學習塾”，就很難上好大學。究竟是誰在為國選才？ 中產家庭教育負擔倍增 “寬松教育”政策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教育供給，日本中產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進，勢必付出巨大——經濟負擔、選擇焦慮和全家被裹挾參與應試成了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 日本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家庭無疑為上述私營教育機構作出了巨大的經濟貢獻。在日本國民可支配收入中，教育支出和補習教育支出從1970年左右開始顯著上升，1976年開始實施的“寬松教育”政策完全沒有影響到這個上升趨勢。換言之，1976至1995的20年間，家庭的教育經濟負擔沒有下降，反而一路攀升，更可怕的是，升學率卻一路下滑至1970年后的最低谷。可想而知，在此期間的學生和家庭的升學壓力越來越大，對家庭經濟條件不夠好的學生而言，不公平也在擴大。 除了經濟壓力，“寬松教育”政策整體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標準，看似學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選擇學習的空間，其實這個年齡的學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會需求，甚至不夠了解競爭游戲規則。自主選擇適合的教育資源既超出了學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數家長的見識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會規則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多數家長在為孩子做學業選擇時手足無措，心態焦慮。私營培訓機構的營銷誘惑、家長間的模仿與攀比、恨鐵不成鋼和病急亂投醫等心態都會造成超量教育、過度補習，結果又加重了一重學業負擔——不僅無效，更可能適得其反。 有一系列暢銷書名叫《中學生的考試9成靠父母》，非常具體地傳授家長應試技巧。日本應試學習之發達，已經不只是學生的事，應試負擔已經不可避免地延伸至家長。 國民學習力顯著下跌、教育負擔抑制中產階級生育率 如果說“寬松教育”政策下，教育供給由公立向私立轉移，教育費用更多采取受益者負擔原則，只是不同政經路線的變化，全家動員參與培養子女也不是一定有害，那么以下兩大弊害足以促使日本政府徹底放棄“寬松教育”。 第一，國民整體學習力連年顯著下跌。在四年一次的國際PISA標準化測試中，1999年，日本的數學應用和科學素養位列OECD15國第一，閱讀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數學跌了5位，閱讀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學第六、數學第十，閱讀理解已經淪為墊底的第十五位。近年日本國內還有調查稱，小學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義。“大學生數學基本調查”結果也非常不樂觀。日本的高中要為初中補課，大學的第一年要為高中補課的現象已經司空見慣。 “寬松教育”政策降低了達標的底線要求，卻完全不為最優秀、最努力向學的學生提供國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榮譽感——因為寬松教育反對大規模的競賽、考試和選拔。努力學習、追求出類拔萃得不到承認，寬松無壓力才是正當的。如果在達標線之上還想學更多，那就要自己負擔所有成本。 第二，我們已經分析了寬松教育政策下家庭支持成了學業競爭中的決定性因素。經濟水平太低的家庭將得不到入場券，經濟水平足夠高的家庭可以購買到最好的私立教育，而日本的中產家庭卻承受著最大的學業競爭壓力，他們本身對下一代也抱有最強的通過受教育來維持階層或向上流動的愿望。所以，家庭教育成本越高，中產家庭生育率越低。這類使得國家教育供給空洞化的政策最終會抑制中產階級的生育率，長期動搖國本，很可能是當初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三種學業負擔根源不同 考試競爭烈度取決于適齡人口數和高教資源供給 政策只能在短期內改變游戲規則（拼才智？拼努力？拼特長？拼體格？拼品德？拼爹媽？）——卻無法改變競爭的烈度。1976年至1990年（“寬松教育”政策的頭15年）高等教育錄取率不斷降低，考試競爭變得更激烈而不是更輕松了。1990年以后，錄取率卻高歌猛進地上升，從60%升至90%以上，什么原因使上大學變得如此容易了？1992年日本18歲人口達到戰后第二次嬰兒潮高峰后，直至2014年的22年間，18歲人口從205萬減少至118萬，降幅達42%。此間，日本高校在校生規模卻從295萬增長至304萬。高等教育錄取率更是一路攀升至93%，意味著幾乎所有申請者都能夠被高教機構接納。日本現今超過40%的私立大學招生不能達到滿員，這對于積存基金薄弱、運營高度依賴學費的日本私立大學來說是存亡攸關的危機，近半數大學招生工作本質上從選材變為營銷，入學選拔形同虛設。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政府沒能適時控制私立高校的盲目擴張，出臺限制性政策反應滯后，導致競爭選拔進退失據而飽受詬病。所以，密切觀測人口變化，預估并適當地調控教育供給，保持選拔活力和學習積極性才是教育政策的應然。 超量補習的負擔要回歸教育規律來化解 如何判斷補習是否超量？在補習產業高度市場化的今天，摸透了望子成龍、爭先恐后心態的商業營銷會大大異化家長和學生自己的判斷。深度卷入補習市場的家長不由自主地站在了應試主義的一邊。 負責任地講，整個基礎教育階段始終離不開一對對立統一的命題：從教育者視角來說是“培養”和“選拔”，從學生視角來說是“成長”和“應試”，兩者相輔相成。正如日本的歷史教訓所示，當教育真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應試壓力，卻得到了缺乏求知欲和進取心、圖安逸不勤奮、害怕擔負責任、受不了批評、整體學習力跌落的“寬松世代”。所以，在基礎教育實踐中能取得育人和應試的平衡兼顧就是最大的成功。 超量補習的發生意味著應試壓倒了成長，要遏制超量補習就得重申育人和成長的主題，讓真正懂得教育規律、懷有育人之心的教師和學校獲得更大的話語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獲得更大的尊重。更重要的是，限制正規學校教育的上限與邊界不僅加重了家庭教育負擔，還削弱了學校和教師的威信。正規學校教育要能提供足夠的學業挑戰才不會被輕視。學校和教師要理直氣壯地承擔更多課業教育而不是變相地把充實、提高的內容轉移到課后家庭輔導。每個人學習不同科目的能力不同，心智發展速度不同，興趣方向也不同，課外補缺、拓展和提高都是自然的需求，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的公立學校、公辦少年宮及其師資也應該能提供這些教育，如果把這部分空缺出讓給私營機構，應試壓倒育人就可想而知了。再者，符合選才規律的競賽、測試要視作國家選才系統的一部分以充分的規模定期實施，既不能泛濫，也不能取消。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回歸教育規律，擺正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學校、教師、家長和學生自己各所應當的位置。 學業挑戰未必成為負擔，不能因材施教才構成負擔 因材施教是最大的教育規律，每個人的學習和成長都是獨特的，每個人在不同年齡階段、不同學科領域、不同心智狀態下能夠接受的學業挑戰度千差萬別。 統一以某種平均水平對待施教勢必形成學業負擔，在這個方面低于平均水平者感覺吃力和沮喪，高于平均水平者感到無聊和無精打采。在現代學校制度下，一定程度上實現因材施教、促使學生多元化發展，成為優質中小學的標志性特征。如果能夠幫助學生發現自己擅長的事，鼓勵他們投身并樂在其中，“減負”便已經發生。所以，越是那些優質學校素質教育做得越好，學生學習越不苦，并不是無稽之談。 當然，前兩條還是制度上、結構上的問題，這個層面上的“減負”最深入教育內容實質，更需要時間、耐心和愛。減輕學業負擔的命題到了一線教師這里絕非單純地降低學業挑戰，而是轉化為要實施更好的教育——提升自我的教育教學素養，因材施教，激活學習。 強化公辦教育配置，弱化家長和私營培訓市場的卷入 對照以上三條，可見日本何以實現了“減負”又反思“減負”。其一，人口減少、高校大肆擴招致使高等教育錄取率陡增至90%以上，大批學生入學使得大學失去選拔性，基礎教育學習目標松弛，是學習變輕松的決定性因素。其二，日本政府對私營教育機構管制不多也缺乏手段，主要依賴市場機制，長期下來能夠提供個性化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機構幾乎全部屬于私營機構。雖然總體錄取率大增，對于希望上一流大學的學生而言，競爭依然激烈，家庭負擔、學業壓力依然很重。其三，認識到“寬松教育”政策實施過了頭，日本政府下決心扭轉政策方向，有計劃地提升基礎教育的課程標準，增加必修內容和學業挑戰度。2008年開始，小學課本增加25%的頁數被視為轉折性標志。 中日兩國相似的社會背景，使得日本30多年“寬松教育”的經驗教訓對我國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相似性包括同屬于東亞儒家傳統文化圈具有很強的學歷社會意識，家長努力供孩子上學、希望上好學，人口直接影響考試競爭激烈程度。以及經過一段時期經濟保持高增長，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家長既希望孩子在學業競爭中優勝，又不希望孩子學習太辛苦，全社會批判“應試”，呼吁“減負”。另一方面，中日政治經濟體制不同，政策抓手和落實條件也很不同。我們認為，我國更有可能通過強化公辦教育配置來弱化家長和私營培訓市場的卷入，在育人和應試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我們還建議全面振興公辦教育，激活公辦課外教育，為家長減負，釋放中產家庭的生育意愿，為學生提供豐富多元的學業挑戰，同時為國儲才選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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